在香港电影的百年历史里，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新浪潮时期，它虽然只为期三年，但却是香港电影工业一个影响深远的转捩点，成就了后来港产片的辉煌。四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新看看当年这股新浪潮到底「新」在哪里？
高度追求真实感
严格来说，「香港电影新浪潮」发生在1979至1982年期间，大批新导演纷纷推出了他们的处女作，当中有不少是从欧美等地修读电影回来的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与传统片厂制度出身的导演有很大的分别，主要是拍电影的革新观念。首先是对现场收音的重视，以前拍电影基于技术所限，一般上都不会选择现场同步收音，银幕上所听见的对白和声效都是事后在录音室配上去的，所以当我们观赏这些电影时，首先留意到的就是那些不自然的嘴形和夸张的音效。即使到了80年代，很多明星在银幕上都不是用本尊的声音演出，特别是那些到香港发展的台湾演员，王祖贤就是最佳例子。其实早期的粤语长片也是现场收音，但随着华语片配音的盛行，渐渐也跟风了。新浪潮导演修正了这一点，让演员的表演更接近真实状态。
其次就是实景拍摄，以前因为拍摄器材复杂又笨重，早期的中文电影很少会出现外景，大部份都是在片厂搭景拍摄，无论是粤语长片还是邵氏时期的华语片，影片中的“外景”一看就知道是人工佈景板，很假。所以，想要从早期电影看到当时的街景，机会是凤毛麟角的少，像1960年拍摄的《人海孤鸿》（李小龙赴美留学前最后一部粤语长片）中，男主角吴楚帆帮女主角白燕追捕抢手袋的小偷那场穿越大街小巷的外景戏，是那么地弥足珍贵，因为从中可以看到60年代的香港街景是何许模样，这是照片提供不了的历史时空。到了“新浪潮电影”时期，写实的要求更高，实景实拍的比例越来越大，渐渐取代了片厂的角色。徐克个人第三部电影《第一类型危险》（1980）直接拍摄无政府主义的青少年在戏院置放炸弹，把电影场景融入日常生活中，当年还因此被禁映，生活化的写实也成了新浪潮电影的标志。脱离了片厂制度独立运作的新浪潮电影，在拍摄上十分强调自然光源，予人更接近真实的感觉，这当中的佼佼者首推章国明在1979年执导的处女作《点指兵兵》，光线的运用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自然光源取代现场打灯，让人耳目一新，成为后代一个电影教材。
三年内蔚然成风
实际上，在「香港电影新浪潮」爆发之前，银幕上已经有迹可寻。1976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粤语片明星萧芳芳联合英籍华人梁普智执导了《跳灰》，拍摄手法焕然一新，由出身警界的陈欣健担任编剧，对警察办案的描写极为真实，有别于之前警匪片中的形象。1978年，毕业自英国伦敦电影学院的严浩执导了处女作《茄哩啡》，以黑色喜剧方式刻画了临时演员荒诞的片场人生，上映后引起注目。以上这两部电影都可以被视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前奏，1978年出版的电影杂志《大特写》（电影双周刊的前身）首次出现“新浪潮”这个字眼。
到了1979年，三位电视台出身的青年导演分别拍出了他们的处女作：徐克结合科幻与武侠的《蝶变》、许鞍华以真实社会案件为题的惊悚片《疯劫》、章国明展现警匪内心的《点指兵兵》，再加上摄影师出身的翁维铨仿纪录片形式拍摄的贩毒电影《行规》，同时掀起了新浪潮的第一波。紧接着在1980年就相继出现了谭家明的《名剑》、严浩的《夜车》、许鞍华的《撞到正》、徐克的《地狱无门》和《第一类型危险》、余允抗的《师爸》和《山狗》、于仁泰的《救世者》、蔡继光的《喝彩》、刘成汉的《欲火焚琴》；1981年有方育平的《父子情》、许鞍华的《胡越的故事》、谭家明的《爱杀》、余允抗的《凶榜》、翁维铨的《再生人》、单慧珠的《忌廉沟鲜奶》、严浩的《公子娇》、黄志强的《舞厅》、卓伯棠的《褒车》；1982年则有许鞍华的《投奔怒海》、谭家明的《烈火青春》、章国明的《边缘人》、蔡继光的《柠檬可乐》、黎大炜的《靓妹仔》、唐基明的《杀出西营盘》等等，短短三年内形成一股风潮，当中不少人成了日后港产片的中坚份子。这些被标签为新浪潮时期的电影，题材上都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导演个人风格鲜明，讲究视觉冲击的电影语言，叙述手法大胆突破，启发了当时电影圈的视野。
电视台成为摇篮
这些新浪潮时期的导演，很多都是出身自无线电视台编导，当时的无线由女强人周梁淑怡掌权制作部，在甘国亮监制下，大胆起用一批国外学电影回来的年轻人担任编导，并不惜工本让他们采用电影菲林拍摄节目。徐克、许鞍华、谭家明、严浩都是这时期被重用的新人，拍出了《北斗星》、《CID》、《七女性》等佳作。那个年代的无线，无论是长剧还是单元剧，都处于巅峰时期，记得谭家明在《七女性》其中一个单元中，在画面上打出「致敬高达」四个大字，可见当时创作风气之自由。周梁淑怡唯才是用，强调「创作主导制作」的作风让无线电视台成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摇篮，功不可没。用电影方式拍电视剧集，让当年从粤语长片挖角的无线电视台回馈电影界一批新血，这些来自「菲林组」的编导后来都成了新浪潮的先锋。
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特设致敬新浪潮电影的环节，邀请到一班当年的先锋亮相，场面非常难得。
延绵不断的影响
不过这股浪潮在冒起后，很快就融入商业机制内，这是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新浪潮电影再如何革新，也只是在类型片中突破某些形式，始终没有抛弃观众。经过一些时日磨练后，新导演很快掌握了市场方向，把自己的特色包装成卖点，成为新的主流。徐克在三部实验风格浓厚的电影之后，就加入新艺城拍出叫好叫座的《鬼马智多星》和《我爱夜来香》，一直叱咤至今。许鞍华的人文精神结合各种类型片，让她享誉影坛，六夺香港金像奖和三取金马奖最佳导演殊荣，至今无人能及。谭家明则在睽违17年后以大马取景的《父子》夺得2007年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导演和编剧（与自己学生田开良共享），多年来投身影视教育培养下一代电影人。
虽然香港电影新浪潮只有区区三年光景（1979至1982），但是这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经过电视台磨练身手后才拍电影的新锐导演所造就的冲击，足足影响往后几十年的港产片面貌。新浪潮导演的出现，引进了改革性的观念，与旧有的片厂运作切割，给观众带来全新的银幕体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导演虽然个人风格强烈，但并不满足於影像实验而已，还懂得把新观念与商业类型片结合，为后来80年代的港产片盛世提供了充足的养份。所以在2018年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看到许鞍华、严浩、徐克、章国明、余允抗、唐基明同台压轴颁奖的画面，以及出现致敬新浪潮电影的环节，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