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电影背后的日本推手

日本电影的发展在战后的50年代达到巅峰，扎根香港的邵氏电影公司从中引入日本的人才和技术，终于在60年代称霸一时。不少邵氏出品的华语片其实是日本导演化名拍摄的，那是两个亚洲电影重镇此起彼落的时代见证，一段很特殊的历史。

50年代向东洋学习

邵氏首次和日本合拍的电影是1955年的《杨贵妃》，由日本殿堂级导演溝口健二执导的第一部彩色电影，这是日本演员演出的日语古装片，当年由邵逸夫和日本大映公司的社长永田雅一联合制作，当时两人分别担任东南亚制片人联盟和东南亚电影节（后来改名亚洲影展）的副会长和会长，邵逸夫正是通过这个组织展开与日本人的电影合作计划，当时是日本电影业的黄金时代，国内观影人次屡创新高，国际上也开始频频获奖，邵逸夫看准日本电影人活用西方先进技术的优势，开始向东学习。

李香兰的契机

在这之前，邵氏（当时还是父子公司）已经开始和战前走红中国的日籍明星李香兰（山口淑子）合作，劳师动众请她前来香港拍摄了《金瓶梅》（1955）、《神秘美人》（1957）和《一夜风流》（1958）三部华语电影。由于李香兰是国际明星，《金瓶梅》一度发行到全世界，首开邵氏电影的先河。《神秘美人》则是请来日本导演若杉光夫（化名华克毅）负责执导，《一夜风流》则是出自老牌导演卜万蒼之手，留下传唱至今的李香兰名曲《三年》。这段期间，邵氏还协助日本东宝在香港拍摄李香兰主演，取材自《白蛇传》的日本电影《白夫人之妖恋》（1956）。

邵逸夫引进日本专才

虽然邵氏的对手电懋公司也拍摄了不少日本取景的电影，比如《菊子姑娘》和《欢乐年年》，但都是卖弄异国风情的日本风光片，即使后来和东宝合作由千叶泰树执导，尤敏和日本演员宝田明主演的《香港之夜》、《香港之星》、《香港·东京·夏威夷》三部曲也是这个套路。邵逸夫选择直接从日本引入幕后技术人才，从灯光师、剪接师、化妆师、美术指导、特技指导、作曲家、排舞师等全方位采用，日本人的专业和效率提高了邵氏电影的质量，同时也栽培了不少香港幕后精英，实实在在地向日本电影人取经。

吸收日本摄影技术

邵逸夫生意头脑精明，他需要日本人的电影技术而不是文化，从日本人身上学到了当时盛行的伊士曼色彩和寬银幕等摄影技术，同时通过亚洲影展和日本电影界进行交流，从中请到了顶尖的幕后人才，其中一位是著名摄影师西本正（中文名贺兰山），他帮李翰祥拍摄邵氏版《杨贵妃》时技惊四座，获得1962年康城影展颁发摄影技术特别奖的殊荣，却因为日本人的身份，得不到首届金马奖的青睐。邵氏后来还安排技术人员跟随西本正到日本片厂实地学习，送演员到日本培训，提高自家人的技术水平，为称霸影坛做好准备。当时邵氏的电影都是送去日本冲印，直到1967年进入全盛时期后，才开设本身的彩色冲印中心。

武士片启发新派武侠

1965年，日本电影业开始下滑，邵氏在最强对手电懋公司的掌舵人飞机失事后开始垄断市场，邵逸夫购入大批日本电影，其中大部份都是武士片，他要求旗下导演仔细研究别人成功的窍门，结果启发了胡金铨和张彻，分别拍出《大醉侠》（1966）和《独臂刀》（1967），掀起新派武侠片的风潮。当时的观众早已厌倦一成不变的传统武侠片，反观日本武士片节奏快，几招之内分出胜负，不像传统武侠片那样打到没完没了。新派武侠片的崛起，取代黄梅调电影成为邵氏称霸影坛的利器，也捧红了王羽、狄龙、姜大卫、郑佩佩这批武侠巨星，邵氏的投资又一次获得回报。

签约日本外援导演

成功开发新派武侠片后，邵逸夫继续向东洋取经，1966年和日本日活公司合拍《亚洲秘密警察》，本片迎合当时流行的007谍战片风潮，在考虑市场需求后拍成两个版本，日版男主角二谷英明，港版则是王羽，当时的导演一栏署名麦志和，其实是日本人松尾昭典的化名。这次合作以后，邵逸夫觉得合拍耗时，还不如直接聘请日本导演来执导更有效率，当时的邵氏已经是亚洲电影的龙头，扩充版图需要大量的影片供应市场，于是在日本先后签了六名导演到香港拍片。邵逸夫觉得在众多日本电影公司当中，日活与香港人口味最相近，以动作片和青春歌舞片著名，所以这些与邵氏签约的导演大部份都有日活的背景。向来精打细算的邵逸夫对这批日本导演却出手大方，根据当时在邵氏当制片人的蔡澜透露，每部电影的片酬高达300万日元，这对当时正在衰退的日本电影业来说相当大手笔。这几位导演在日本国内都有一定的声望，如今要到香港当外援，自然感到委屈，加上邵氏为了不想让观众感觉到电影的东洋味，他们大都愿意用中文化名执导，因此中平康变成杨树希、古川卓巳变成戴高美、村山三男是穆时杰、岛耕二成了史马山，从字面上根本察觉不出，只有井上梅次和山内铁也继续使用本名。

化名背后的贡献

日本导演拍片讲究效率，又快又好用，从1967至1973年。6年内拍了31部电影，主要以歌舞片，间谍片、爱情片为主。其中身价最高的井上梅次拍得最多，总共拍了17部，绝对是快枪手一名，也证明他受到欢迎，物有所值。他在香港拍摄的首部电影《香江花月夜》开创了歌舞片的个人风格，舞蹈员和排舞师都是日本人。为了方便和效率，这些外援导演都会翻拍本身在日本的成名作，知名度最高的中平康把自己享誉日本影坛，入围百大的《疯狂的果实》翻拍成胡燕妮、杨帆和金汉主演的《狂恋诗》，当中对爱欲情仇的描写比一般华语电影来得大胆突破。岛耕二首部华语片《裸尸案》也是翻拍自己的《怪谈陷阱》，之后的《椰林春戀》（1969）、《海外情歌》（1970）和《胡姬花》（1970）都是在大马和新加坡取景的愛情歌舞喜劇。根据蔡澜的看法，他们翻拍的目的不是为了拍好，只是抱着打工的心态完成任务。

步入70年代之后，邵氏已经充分掌握拍摄技术，不再需要日本人的效力，他们当中有的退隐，有的回国再战影坛，日本外援团也正式解体，成为邵氏历史其中一页。不过他们始终功不可没，除了留下大量的作品，也培养出华山、鲍学礼、桂治洪、蓝乃才、刘观伟这些摄影和助导出身的导演人才，为日后的港产片打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