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里的真实

纪录片是电影最早诞生的类型，拍摄对象都是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物，然而所谓的事实取决于拍摄者的态度，无论客观记载还是主观介入，最终出来的未必是事实的全部，因为不同的角度总会带来不一样的诠释，即使真相只有一个。

纪录片美学诞生

严格来说，最早的电影都属于纪录片，因为摄影机就摆在现场，直接拍摄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火车入站》和《工厂下班》，全部一镜到底忠实记录，连镜头都没有移动，“真实”成为最基本的内容。纪录片来到30年代演变成政治宣传工具，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宣扬纳粹德国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该片记录了1934年的纳粹在纽伦堡召开的七十万人全国代表大会，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以出色的移动摄影，长焦镜头和航拍等手法，突出了盛大的场面，气势慑人地展现纳粹的光芒，成为独裁者希特勒的最佳宣传片。虽然因为歌颂纳粹而引起极大争议，但却开创了影响后世的纪录片美学，被列入影史经典之一。不过随着电视开始普及，纪录片找到新的平台，渐渐淡出大银幕，成为非主流的电影类型。

真实与虚构并存

人们总会对纪录片无可避免的质疑：里面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就要看你希望看到未经处理的真实，还是影像背后的真相。“Documentary”这个字眼首次出现在英国制片人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的文章里，被他讨论的影片是美国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那些有别于荷里活剧情片的纪实作品，这个字眼带有文献的意思，和真实记录挂钩在一起。事实上，他强调的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让纪录片有了更多的争议，比如Robert Flaherty在1922年拍摄的《Nanook of the North》被视为纪录片的先锋，该片拍摄爱斯基摩人Nanook一家的生活方式，不过片中展现的造冰屋和捕猎海豹其实都是按照导演的要求表演的，因为当时的他们已经不是那么生活了。所以纪录片从一开始就已经出现摆拍的争议，真实与虚构一直都存在灰色地带，成为导演表达主题的其中一种手段。

摆拍引起的争议

所谓的摆拍，是导演和摄影师创设一个情景，要求被摄对象根据一定的情节完成拍摄，由于存有主观介入事实的干预而被指责。不过很多真实的场景稍纵即逝，为了让情景再现，摆拍就变得无可避免，因为除了自然风光的拍摄以外，一般纪录片很难做到完全记录事实的地步。纪录片以真人真事为对象，如果能够符合事物的发展逻辑，就不能否认摆拍的作用，这就要看导演介入的程度有多深。比如在安排某场谈判的情节里，双方的争辩是即兴的，导演也无从插手，虽然场景是摆拍的，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而否定其内容的真实性。纪录片虽然强调客观记录，不鼓励主观的意志介入，但它最终还是要和观众建立联系，只要能够传达真实的理念与情感，适度的艺术手段还是值得考虑。美国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因为善用各种手段而引起争议，但他无疑打破了各种框框，开拓了纪录片的市场，其代表作《Fahrenheit 9/11》至今还是史上最卖座的纪录片。

两种极端的形式

当手提式器材出现后，纪录片有了两极化的发展，一端是以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为首的美国60年代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主张摄影机是墙上的苍蝇，只能旁观，完全不干涉事件的过程，不采访不重演也没有解说，把一切诠释权留给观众。另一端是源自法国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和让·鲁什（Jean Rouch）提倡的“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强调主动介入拍摄对象，促成事件的发生，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纯粹记录现实，应该积极去挖掘客观背后的真实。日本纪录片导演原一男的《前进！神军》就是最佳例子，他与二战军人奥崎谦三合作，跟拍他一系列声讨日本天皇的激烈行为，在镜头面前的奥崎谦三不断用暴力手段质问当年有份处决和吃人肉的前战友，还因此闹上警局，整个过程都被记录下来。

创作者道德底线

纪录片的创作者必须与被拍摄的对象互动，建立彼此的信任才能够完成拍摄，当中有一些甚至是直接和对方生活在一起，长时间了解和观察，展现了拍摄者惊人的韧力。有些纪录片需要时间等待素材，有些则是主动投入，近年港台出现的抗争纪录片，拍摄团队都置身其中，取得现场第一手资料，为时代留下印记。真实世界往往是复杂矛盾的，在运动进行当中，很多事情无法看清，创作者不断通过记录来辩证，这也是纪录片张力所在。无论拍摄的动机是什么，唯有真正关怀被拍摄的事物，才能让观众产生共情，继而思考影片的讯息。纪录片能够包容虚构的手法，但不能用来欺骗观众，这是创作者的道德底线。

在大马看纪录片

自由电影节（Freedom Film Fest）是马来西亚难得一见的国际人权电影节，让国民有机会通过国内外拍摄的纪录片正视社会课题。它从2005年诞生至今，一直都因为各种敏感原因而面对放映挑战，每年都是在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多方推动下才完成巡演。在我观赏过的前几届影展中，看到首都人民组屋实地拍摄贫户三餐不继的生活窘境、医院清洁女工在各种压力下争取调高最低薪金、生计受影响的渔夫控诉州政府填海的斗争、同性恋女生的生活日常、改教争女案的来龙去脉。看纪录片很多时候会帮助我们打破约定俗成的偏见，也看到社会结构性问题如何让课题原地打转。这些纪录片探讨的课题都是我们经常在各种报导中耳熟能详的，但一旦化为影像，渲染力就加倍了，变得与我们更切身。纪录片的作用就是延伸一般人的认知，代替他们进入那些不容易碰触的地带，这是为何好的纪录片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想法，继而牵动社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