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打破电影分工概念，互相担任彼此的演员、剪接、摄影、编剧和制作人，大家频密合作凝聚资源相互扶持，一同掀起了马来西亚独立电影的浪花，因为兴趣走在一起，也因为认清理想而分道扬镳。
始于2000年的数码热潮
独立电影在马来西亚的基本定义就是自己动手干，资金主要来自本身的储蓄或电影节的资助、起用非专业演员、不为商业目的而拍、拍摄过程完全自主、拍完后自己想办法发行，这是和主流商业电影相对的一个平行空间。在90年代末期，由于数码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拍片的模式，摄影器材更加轻便，电脑软件的开发让剪辑工作更容易进行，於是一股数码电影的潮流便顺应而生。2000年，Amir Muhammad拍出了本地首部数码长片《Lips to Lips》，让更多电影发烧友拿起数码录像机拍摄心目中的电影，李添兴、何宇恒、陈翠梅、胡明进、刘城达、林丽娟、Yasmin Ahmad、Deepak Kumaren都在短短几年内完成各自的第一部作品。
扬威影展引起瞩目
随着这些独立导演的作品先后扬威国际电影节，原本小众的圈子也开始走入媒体的报导。Amir Muhammad结合纪录片与剧情片的《The Big Durian》（2003）成为第一部在美国Sundance独立电影节亮相的大马作品，何宇恒的《雾》（2004）获得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亚洲评审团奖」、李添兴凭《美丽的洗衣机》（2004）夺得曼谷电影节的「东南亚最佳影片」、Yasmin Ahmad的《Muksin》（2006）在柏林影展拿到两个儿童电影类别的奖项、陈翠梅的《爱情征服一切》（2006）夺得韩国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刘城达的《口袋里的花》（2007）也夺得釜山电影节的「新浪潮奖」和「观众票选奖」、林丽娟的《理发店的女儿》（2009）获得摩洛哥马拉喀什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胡明进的《The Tiger Factory》 （2010）则获得东京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这些作品在千禧年的前十年替大马独立电影建立国际名声，在贫乏的条件下延续命脉。
互相扶持的美好时光
由于拍片资源有限，这些独立电影人当时以一种互相扶持的方式合作，例如陈翠梅的摄影师是李添兴，剪接师是何宇恒，制片人是Amir Muhammad，而她自己也有份参演其他人的电影。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当年《爱情征服一切》在釜山电影节获奖，她就把奖金投资在刘城达第一部长片《口袋里的花》，而后者翌年又在釜山获得同一个奖项。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大马独立电影圈一个特色，让举步维艰的电影人得以凝聚力量。2004年，陈翠梅和Amir Muhammad、李添兴、刘城达一起创办「大荒电影」，成为大马独立电影一个重要基地。这段期间，来自大马的独立导演拿着作品到国外参加影展时，也不忘推介同行的作品，争取更大的发行管道，在国际影展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战友似的情怀，是大马独立电影最美好的时光。
乏人问津的国内市场
回到现实层面，这些独立电影由于大部份都以非马来人的生活为主，媒介语也并非马来语，很难获得官方的认同与资助。加上艺术取向的风格难以取悦主流观众，即使获得院线放映，票房也不足以回本。所以长期以来都主打国际交易平台，以卖片的方式寻求资金，以及巡回各地影展放映，为的就是提高曝光率，配合往后的线上或影碟发行。这就造成国外得奖，国内乏人问津的现象，大马的审查标准和市场的局限，是导致独立电影无法不出走海外的主因。实际上，大马独立电影里头跨族群的演员，多语并用的氛围，多元化的题材更加真实地反映国内的现状，真正符合「大马电影」的定义。「独立」是一种不会随波逐流的姿态，导演用影像去审视社会，建立自己的拍片思维，在没有创作限制下发挥创意，幸运的话就会成为下一个弄潮儿。所以独立制作虽然在大马自生自灭，但一直以来都能够吸引有想法的年轻人加入。继续耕耘这片沙漠中的绿洲。
一切从拍短片入门
短片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电影的入门，早期的先锋都是拍短片出身，这是锻炼身手与建立人脉的最佳平台。BMW短片竞赛自2006年开始，就不断发掘人才，《光》的导演郭修篆、《分贝人生》的陈胜吉、《苍天少年蓝》的林峻贤、《Fly by Night》的Zahir Omar、《Jagat》的Shanjhey Kumar Perumal都曾经是首奖得主，绝对是新锐导演的摇篮。2010年过后，他们延续独立电影的制作精神，拍出了本身的代表作，近年来跨区域的资金流动，让沉寂一时的独立电影重现生机。新一代的年轻导演开始获得国际注目，杨毅恒凭《阿奇洛》（2017）扬威东京影展，成为首位夺得最佳导演的大马人；旅居台湾的廖克发以马共题材的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打响名堂，去年以首部长片《波罗蜜》（2019）入围金马奖。而来自槟城的柯汶利转战中国后，也以首部长片《误杀》刷新中国翻拍片的票房纪录。杨毅恒一直留在国内耕耘，其余两位虽然在海外发展，但也曾经回国分享经验。
身体力行承先启后
早期的先行者依然留在国内发展，陈翠梅的大荒电影今年首先推出自己主演，由徒弟叶瑞良执导的处女作《一时一时的》，刚刚才入选上海国际电影节；随后就宣布开拍个人第三部长片《野蛮人入侵》，这是她睽违十年后回归导演之作。她从2017年开始创办《Sea Shorts》东南亚短片电影节，从中加强本区域的电影交流，可惜今年因为疫情影响而暂停。Amir Muhammad在2018年成立Kuman Pictures，专门制作低成本恐怖片，最近上映的《Roh》就是该公司提拔新导演的出品。李添兴和胡明进先后自组公司，自己拍片之余还扶持新导演，担任电影监制的工作。何宇恒的发展比较顺利，2009年的《心魔》让复出影坛的惠英红登上香港金像奖影后，2017年的《Mrs K》再度找她主演，去年还与新晋导演郭修篆合导Netflix剧集《彼岸之嫁》，已经成为国际电影人的他还不时担任短片评审和主讲人。刘城达则以黑色幽默喜剧《Lelaki Harapan Dunia》（2014）成功进军马来影坛，并在第27届Festival Filem Malaysia横扫五个大奖。当年走在一起并肩作战的年轻人，如今都有了各自的发展，但仍然发挥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是浪潮还是浪花？
虽然外界曾经用「大马新浪潮」来形容2000年出现的独立电影场景，但要形成浪潮谈何容易？没有持续的影响力，顶多只是拍打岸边的浪花，成不了席卷市场的浪潮。大马的国家文化政策主导电影环境，除了Yasmin Ahmad的作品能够引起主流观众回响外，其他独立制作都因为价值观与官方所认同的背道而驰，经常面对拍摄与放映的限制。Amir Muhammad两部探讨马共历史的纪录片《Lelaki Komunis Terakhir》（2006）和《Apa Khabar Orang Kampung》（2007）先后被禁，连廖克发的纪录片《不即不离》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因为各种限制，本地独立电影很多为了避免审查的麻烦，干脆放弃本地院线上映及发行影碟的机会，只能通过学院或私人工作室放映，观众对象因此受限，无法做到广泛流传。也因为这样，独立电影在本地只能断断续续地以打游击的形式存在，无法持之以恒地形成气候。虽然无论是数码录像机，或是现在的手机，出来的视听效果都不及电影，但却方便拍摄者捉住瞬间启发创意，这才是独立自主的拍片精神，拍电影是为了有话要说，绝不能本末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