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褪色的左派电影精神

五十年代出现在香港的左派电影公司，以长城、凤凰、新联三家最具代表性，俗称「长凤新」，在香港影史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出品的电影在政治挂帅、教条先行下仍能做到反映现实、感动人心的水准，实际上成就非凡，一点也不简单。

左派精神的核心

什么是「左派」精神？最直接的说白就是粤语片明星吴楚帆在《危楼春晓》一直重复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部1953年由中联公司拍摄的黑白粤语片，片中一群来自低下阶层的租户被逼迁，大家团结一起互助关爱，共同对抗手段恶劣的业主夫妇，这些人物在四十年后成为陈可辛与李志毅拍摄《新难兄难弟》的角色原型。这是五十年代香港社会的普遍现象，批判贫富悬殊是左派电影的特色，中联是粤语片四大公司之一，虽然资金并非来自中国大陆，却是一批具有左倾思想的电影人联合创办，以提高粤语片水准为己任，排斥当时粗制滥造的歪风，作品强调社会良知，配合华人的家庭伦理色彩，在15年内制作了43部粤语长片，每一部都深入民心，最后一部《香港屋檐下》还出了「食碗面，反碗底」这句口头禅。

左翼电影的启蒙

左派电影的源头来自30年代辉煌一时的左翼电影，当年中共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电影小组，通过左翼作家联盟进入电影界，在幕后推动左翼电影的创作，带动了各种反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潮，诞生了《小玩意》、《大路》、《渔光曲》这些掷地有声的经典，带来华语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以及随后的国共内战，导致大量的上海电影人南下香港，开始与当地人建立电影基地。1950年成立的长城，1952年创办的凤凰和新联，幕后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在支持，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长城和凤凰主打华语电影市场，新联专注於粤语片的制作，发展与布局都十分全面，先后成为各自市场的四大公司之一。

左右两派壁垒分明

中共上台后，港英政府对左派的影响力非常敏感，1952年更一口气驱逐了十名左派电影人出境，电影界的左右两派开始壁垒分明。「长凤新」三家公司因为属于左派阵营，旗下的电影得以在中国大陆取景和上映，部份中联电影也享有这些优待，其他非左派的电影公司变得更加重视原有的东南亚和新兴的台湾市场。1956年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规定所有打算在台湾发行的电影都必须通过该会的批准，于是包括邵氏和电懋在内的员工都申请加入。壁垒分明的结果导致左派公司很难对外招聘人手，加上工资不如人，唯有对内培训，他们仿效30年代左翼电影时期的编委会，由老将带领新人负责编导工作。长城早期有李萍倩、岳枫、程步高等上海影人坐镇，子栽培了罗君雄、胡小峰等新人。凤凰则有朱石麟主导，带出了陈静波和张鑫炎，新联由老牌导演卢敦、李晨风为首，这种集体编创的模式虽然耗时，但可以确保电影的素质，让左派电影取得票房和口碑。

突破意识形态打动人心

当时的左派电影虽然有意识形态的要求，不过电影人本身比较有见地，主张内容必须贴近民众，拍出不少反映社会、导人向善的作品。凤凰创业作《中秋夜》以送礼为题，导演朱石麟拍出一个小职员在中秋节为钱张罗的奔波，礼物送来送去，讽刺了传统礼节的僵化。李倩萍执导的长城创业作《说谎世界》也对尔虞我诈的社会嬉笑怒骂一番，刻画了货币贬值后荒谬。新联出品的粤语片《败家仔》、《家家户户》、《新婚夫妇》都是关于小市民的生活，突出新旧对立、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这些左派电影虽然意识形态强烈，但对于社会的关怀却很容易打动人心，所以能够在票房榜上占有一席之地，绝非教条式的政宣工具。

维持沟通的据点

实际上，在邵氏与电懋崛起之前，左派电影是当时的市场主流，除了香港本土，也在东南亚地区受到欢迎。那时候邵氏和电懋还未积极投入生产华语片，为了应付庞大的东南亚院线，制作严谨的左派电影成了最佳选择，左右两派因此在海外展开商业合作，邵氏代理凤凰的电影，电懋购买长城作品，光艺则买入新联的粤语片，双方的关系不如外界以为的那么对立。根据香港已故影评人黄爱玲的看法，中共虽然是这些左派公司的后台，但无意在香港搞大意识形态的活动，只是想在当地维持一个据点，以便和外界有限度沟通。中共的影响力最多只体现在人事变动上，例如创办人张善琨和袁仰安先后离开长城，廖承志接手管理新联，电影内容依旧掌握在电影人手中，以艺术角度为出发点，公司被称为左派是因为资金来源，不是因为内容。

小资产阶级趣味

在这样的氛围下，当时的左派电影事实上并非那么左，除了对资本主义嬉笑怒骂之外，更多时候是入乡随俗的本土情怀。资深影评人石琪对左派电影有比较独特的见解，觉得里面其实充满布尔乔亚式的小资产阶级趣味，例如1966年凤凰出品任意之编导的《含苞待放》，讲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喜剧，剧情聚焦在男女间轻松微妙的关系，强调生活情调和戏剧趣味，走的是商业路线。他认为左派电影主要在守不在攻，不像邵氏或电懋那样急于讨好观众，所以让人觉得格调比较高。除了社会写实，「长凤新」也拍了不少古装戏曲片和武侠片，其中凤凰1964年远赴内蒙古实地拍摄的侠义传奇片《金鹰》大受欢迎，成为香港史上第一部票房突破百万的电影。

十年文革带来重创

左派电影当年在香港也打造了不少耀眼的巨星，华语片有著名的长城三公主（夏梦、石慧、陈思思）、鲍方、傅奇，凤凰当家花旦朱虹、小生高远、江汉，粤语片有吴楚帆、张瑛、白燕、白茵、紫罗莲。由于左派电影拥有崇高的理想主义，被早期的文艺青年视为正派电影，旗下艺人曾经组成银星艺术团，多次前来星马一带参与慈善义演，形象相当正面，引起很大回响。很可惜一场十年文革的浩劫，从1966年延续到1976年，严重打击了左派电影的事业，政治挂帅下，被逼响应的台前幕后都做得意兴阑珊，观众望而却步。石慧和傅奇夫妇因为上街参与反英抗暴而被港英政府拘捕超过一年才释放，反对文革的夏梦干脆以怀孕为由避开所有集会，之后离开香港，直到80年代才回归影坛成立青鸟电影公司，投资拍摄许鞍华的《投奔怒海》。

左派公司大整合

文革过后的左派电影已经元气大伤，被后人视为洪水猛兽，闻左色变，这些都是文革时期的后遗症。所幸左派电影的精神未死，把希望寄托在影坛新人身上，杜琪峰1980年的导演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就是由凤凰的出品的武侠片，1982年长城与新联合组中原电影公司，远赴高山实地拍摄《少林寺》，捧红初出茅庐的李连杰。接着在1982年9月，长城、凤凰、新联、中原来一个左派大整合，成立「银都机构」，成为中国的海外国有电影企业，重新出发投资比较实验性的电影，提携刚刚起步的新导演，方育平是其中最重要一人。他在香港电台拍摄《狮子山下》片集成名，最早的两部电影《父子情》和《半边人》都由凤凰投资，银都成立后继续投资他的第三部电影《美国心》。他擅长刻画社会边缘人和传统的家庭关系，具有早期左派电影的写实风格，上述三部电影都成了80年代的经典，让他三次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父子情》和《半边人》先后成为第一届和第三届的最佳电影。银都过后也发掘了邱礼涛和刘国昌，分别在1987和1988年拍出《靓妹正传》和《童党》这两部处女作。90年代出品张之亮的《笼民》，2011年投资许鞍华的《桃姐》，2015年制作《五个小孩的校长》，都在延续社会批判和家庭伦理的左派写实风格。

今昔对照的参考价值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超过半个世纪的左派电影，竟然发现它对当前的港产片有参考的价值。当年的左派电影人为了心中向往的社会主义理想，面对港英政府的打压、右派电影的竞争、中国大陆的指示，多重掣肘之下仍然继续前行，处境和今时今日为自由斗争而留守香港的本土电影工作者何其相似。虽然左右两派的位置对调，但还是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找到一份坚持下去的共鸣，让港产片重新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