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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案件，若仅涉及法律责任，社会大可交由法院裁决；但当它牵连公众人物、制度运作与生命逝去，并持续暴露调查过程中的裂痕时，便不再只是“等判决”的问题，而是公共信任是否仍站得住脚的问题。黄明志自2025年10月起所涉的毒品指控，以及与谢侑芯之死交织而成的命案争议，正是如此。
从法律角度看，执法单位反复强调这是两起彼此独立的案件；但在现实层面，时间点的重叠、地点的一致，以及同一关键人物的反复出现，使社会舆论几乎不可能将两者完全分离。一个人，既是涉毒案被告，又被列为命案中警方认定的“最后接触者”，当调查出现反转、空档与说法不一，公众的追问，几乎是必然的。
以毒品案为例，2025年10月22日警方公布初步尿检呈多项阳性；然而数月后，法院却因复检结果为阴性而裁定“滥用毒品”罪名不成立。程序上，这或许符合司法逻辑；但在证据链层面，却留下难以回避的空白。
医学与法医领域早已指出，尿液检测只能反映短期使用状况，时间一久，转阴并非异常。真正令人困惑的，不是“为何结果改变”，而是：在一宗高度关注的案件中，为何调查单位没有同步进行毛发或血液等更具回溯力的检测？当关键证据因为取证方式单一而自然消失，即使最终无罪，也难免削弱社会对结论的信服度。
命案部分的时间轴，更显得令人不安。从谢侑芯最后一次联系经纪人，到警方正式接获报案，中间近18小时的信息空窗，至今未被清楚交代。酒店监控是否完整？房卡记录如何？推定死亡时间依据何在？是否存在第三方进出？这些本应由调查方主动释疑的关键点，却长期处于模糊状态。
更耐人寻味的，是案件定性的急剧转向——从最初的“猝死”，到后来援引“谋杀条款”，并将黄明志列为“最后接触者”，甚至一度发布通缉。如此重大的判断变化，若没有清晰的证据脉络公开说明，公众自然会质疑：这是发现了决定性线索，还是调查判断仍在摇摆之中？
就连救援时间，也出现彼此矛盾的版本。当事人称救护车迟到近一小时，官方则回应26分钟即抵达。在一宗高度敏感的命案里，连最基本的时间记录都无法一次交代清楚，或会不断侵蚀社会信任。
关于两人的会面性质，当事人称之为“拍摄工作讨论”，但死者经纪人却公开否认这是经纪公司安排，甚至直指相关说法与警方报告“完全对不上”。再加上现场出现疑似毒品的物证，使所谓“单纯工作会面”的叙述，在逻辑上显得破碎而难以自圆其说。
在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前，当事人却持续高频更新社交媒体、发布作品、积极参与舆论场，难免引发“消费事件”“蹭流量”的观感争议。法律不会因观感而定罪，但社会有权讨论：在命案阴影尚未散去之时，如此高调经营个人曝光，是否已触及公共伦理的灰色地带？
更深层的忧虑，其实是结构性的。当事人作为长期活跃于本地演艺圈的公众人物，拥有资源、人脉与话语影响力，即便不存在任何实质干预，也可能在无形中影响外界对调查公正性的感知。这种“观感风险”，唯有通过更透明、更完整的证据披露，才能被真正化解。
必须强调，在司法结论正式出炉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被预设为有罪。但同样重要的是，公众并非要求“先定罪”，而是要求更严谨的取证、更清楚的时间线，以及更负责任的公共行为。这不是猎巫，而是对制度的合理期待，也是对逝者最起码的尊重。
黄明志的“持有毒品”案件即将开庭，谢侑芯的剖验与毒理报告仍有待公布。也许，法律终会给出答案；但在那之前，若调查过程中的裂缝始终无人补上，社会的质疑声，并不会因为时间而自动消散。
真相，从来不畏惧阳光。真正令人不安的，从来只是漫长的沉默，以及不完整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