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文化在马来西亚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大马社会的每个角落，上至首相贪污万亿，下至交通警察的几十令吉“咖啡钱”都能看见贪污文化的肆虐。
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了这种贪污文化，认为“贪污没关系，事情能办好就可以了”。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在2013年针对大马的欺诈、贿赂和贪污问题进行的一项研究就明确显示，多达90%的受访者认为，涉及贿赂和贪污的企业欺诈事件，是马来西亚商业领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反贪污委员会副主席拿督斯里山顺巴哈林就曾公开表示，大马在过去5年期间发生的贪污事件，有将近一半涉及公务员。我们刚卸任的前首相慕尤丁更是公然在电视直播中试图贿赂反对党领袖，可以说是把贪污进行到底了。
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2020年全球贪污印象指数（CPI），大马在国盟政府的领导下，排名从第51名跌至第57名。反观邻国新加坡则是排名全球第4，是东南亚地区排名最优的国家，同时也是东南区域自1995年以来至今最廉洁国家。
为什么只是一海之隔的新马两国在贪污上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和刑罚的差异。
在马来西亚，贪污是全民认同可以加快公部门办事效率的手法；但若在新加坡，一旦出现贪污的可能，那么新加坡人就会毫不犹豫地举报。而这也归功于新加坡肃贪的决心与力度。
新加坡人清楚知道，如果自己举报贪污是会被当局充分调查，而贪污犯往往也会得到响应的惩罚，比如潜逃36年的人民行动党前议员彭由国最终年近80岁被判以居家服刑的方式坐牢60个月、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前助理司长杨少雄因挪用近176万余元公款而被判入狱10年。
新加坡这种对严厉肃贪且不畏惧对付执政党阵营官员的态度，自然会塑造出全民反贪的一种文化。
反观大马，涉嫌贿赂前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的商人陈英文在承认给予贿赂且被判罚150万令吉，但受贿的东姑安南却最终被判处“释放但不等于无罪”。
贪污贪到全球知名的前首相纳吉和前副首相阿末扎希还可以组织政变，目的是为了强迫慕尤丁撤销涉及巫统成员的法庭诉讼，而如今看起来也已经成功了。
如果说这些大咖是反贪工作中的大怪兽，一时间解决不了，那么打小怪应该没问题吧？
结果显示也是一塌糊涂，槟州一名副检察司在承认自己受贿70万令吉，涉嫌试图让另一宗案子的人入罪的情况下，却只面对13万令吉罚款及1天监禁的判罚。而贿赂副检察司的商人吴金雄则全身而退，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这种贪污几乎零成本，且从上至下渗透到每个角落的贪污文化，也难怪大马时至今日都仍然走不出贪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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