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国政府推出了多项援助金和援助计划，当中的受惠者包括乐龄人士、收入少于5000令吉的家庭和单身人士等。然而民间兴起的“白旗运动”显然昭示着我们，人民依然陷于经济不景气的水深火热中。
我国特许会计师黄雅玲在接受《观火》的专访时说，我国现阶段最需要的是对症下药，针对正确的援助目标给予帮助。
专注拨款B40 唯遗忘中小型企业
她强调，我国有98.4%的商业机构都是中小型企业。据数据显示，这些中小型企业成就了67%的就业人口，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3%。因此中小型企业（SME）是我国不可忽视的经济支柱。
然而，政府的援助计划中却大量拨款援助低收入群体（B40）和中等收入群体（M40）。据时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五月底的宣布表示，行管令对弱势群体和打工一族打击最大，因此将拨款21亿令吉作为人民关怀援助金（BPR）用途。
在政府推出的“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配套”（PEMULIH）下，直至2021年底，人民关怀援助金（BPR）共拨出了49亿令吉。而8月份发放的新冠病毒特别援助（Bantuan Khas Covid-19）总额46亿令吉，受惠人士包括赤贫家庭、赤贫单身人士、B40低收入群体和M40中等收入群体。
此外，政府也相继发放了失业援助金、求职津贴、人力资料发展基金（HRDF）、食物援助计划、工资补贴计划4.0（PSU 4.0）、微型企业援助金计划4.0（GKP 4.0）、自动暂缓还贷6个月、雇佣员工奖励计划3.0（Penjana Kerjaya 3.0）等等。
黄雅玲表示，这些拨款固然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生活做出的努力，但是政府应该将款项专注于帮助中小型企业。唯有让企业上层经济稳定后，才能保证在该企业下的打工一族也一起受惠。政府在不帮助企业上层的情况下，一直拨款给底层人士，就如同将款项投向一个填不完的无底洞。
工资补贴计划存在漏洞
她说，政府的工资补贴计划（PSU）存在一些漏译，间接导致企业老板的压力。她举例，在PSU 0的阶段，凡是有申请该补贴的公司，政府都会无条件地给每名员工1200令吉的补贴但雇主在申请工资补贴后不能辞退员工或要求员工放无薪假。到了PSU 1.0的阶段，政府仍是无条件地给予每名员工600令吉的薪水补贴。
不过，自从PSU 2.0开始，公司必须符合销售量下跌30%的条件，且每名员工的薪水不可超过4000令吉方可申请该补贴。
“以此类推，如果员工薪水超过4000令吉，企业老板不能获得政府的帮助，经济负担会非常大。”
种种条件不利于企业的复苏
同时，在PSU 3.0下，政府没有详细说明雇主在申请该补贴后能否辞退员工或要求员放无薪假，只是呼吁雇主自行和员工讨论。令雇主混淆的是，劳工局并不承认这项条规。
“政府和其部门做决定时需要做到上传下达，这样才不会造成百姓们的困扰。”
她也指出，政府的工资补贴计划（PSU）没有明确的援助目标，这会造成滥用。
“工资补贴计划（PSU）应该是用来帮助那些因行管令而停运却还要继续支付员工薪水的企业，比如旅游业和艺术类行业等。但现在很多已经可以营业的企业如超商还是被允许申请。”
她指出，目前政府允许一些企业运行，却不开放一些供应商的运行。政府在拟定标准作业程序时应该考量到企业的运行是一条链。如果供应商或者出口商无法正常运行，那企业还是不能顺畅运行的。针对此问题，她建议政府可以根据地区执行行管令。
吁政府对症下药 拟定更佳复苏计划
自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每个月的失业数据皆徘徊在3.9%至5.3%之间，相等于共有20多万人受影响。而一家企业的盛衰将间接影响着供应商、产业商等相关合作单位。如若一家企业倒闭，不仅仅导致该企业员工失去工作，也会影响其合作单位的收入。从而影响该单位每个员工的家庭，并引发社会问题。她希望政府可以严厉看待目前的情况，好好拟定一套经济复苏计划。
此外，因为行管令导致的经济问题，不少企业老板和员工选择自我了结。单是2021年的首5个月，就有468宗自杀案，平均每天3人因自杀身亡。为此，她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经济问题而选择轻生。
“在这艰难的时刻你不是一个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千万不要因为一时过不去这个坎而选择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