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电影的虚与实

传记片和纪录片不一样，是根据人物的历史资料作出艺术化的处理，使剧情的矛盾冲突更加紧凑，制造情节亮点来突出人物心理、时代特征和影片的主题，而这一切加工的大前提必须是合情合理，要懂得拿捏虚实的分寸。

九小时的传记史诗

作为其中一种电影类型，传记片很早就出现，因为人们对历史和当代知名人物充满好奇的想象，不少伟人、帝王将相、传奇人物都成了电影取材的对象，最热门的人物首推耶稣基督，因为圣经是全球最畅销的书籍，题材取之不尽，以耶稣基督为主角的影片数量无人能出其右。早期最大规模拍摄的传记片是1927年的法国史诗默片《Napoléon》，该片由Abel Gance执导，前后拍摄了四年，原版片长9小时40分钟，浓缩版也接近4小时，内容从拿破仑少年时期开始讲到他1796年的意大利围攻行动，片中出现影史上首个三联画的画面，三组镜头同时并列，以展现军队规模的壮观程度。由于不少片段遗失，后来出现了22个版本，叫人叹为观止。

成为一代传奇的经典

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电影的《Citizen Kane》（1941）实际上也是一部传记片，故事主人翁被指影射当时的报业大王William Randolph Hearst，结果惹来后者的不满，号召媒体杯葛电影的宣传，同时阻止该片在大部份影院上映，导致电影票房不佳，直到二战结束后在欧洲电视放映时，才被重新发掘其艺术价值，成为后世的电影教材。《Citizen Kane》拍摄期间面对的各种挑战，也被Netflix翻拍成该片编剧Herman J. Mankiewicz的传记电影《Mank》，导演Orson Welles在26岁拍出这部经典处女作，本身也成为历来无数电影取材的对象。由于本片的历史地位崇高，以致台前幕后参与者的事迹都成了传奇。

奥斯卡得奖常客

荷里活对人物传记片的热忱一直没有消退，《Lawrence of Arabia》、《Patton》、《Gandhi》、《Amadeus》、《JFK》、《Catch Me If You Can》都是不同年代的代表作。到了21世纪更加有增无减，不但取得商业成功，在艺术成就上也有不少斩获。实际上传记片一直是奥斯卡颁奖礼的常客，从中诞生了不少最佳电影和影帝影后，《The King’s Speech》的Colin Firth、《Lincoln》的Daniel Day-Lewis、《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的Eddie Redmayne、《Darkest Hour》的Gary Oldman》、《Bohemian Rhapsody》的Rami Malek、《The Iron Lady》的Meryl Streep、《The Favourite》的Olivia Coleman、《Judy》的Renée Zellweger、几乎包办了近十年来一半的得奖者。

西方传记文学盛行

由于传记片受到真实人物遭遇的制约，同时还要重现不少历史场景，制作难度和艺术追求都比一般电影来得高，所有资料的搜集也让电影的前期准备变得更加耗时。传记片在西方比较盛行，因为他们的传记文学比较普遍，很多名人都会推出本身的回忆录或自传，讲述一些不为人知的秘辛，这些畅销著作为电影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东方人拍人物传记片除了文本有限，有时候还会遭收有关人物的后代干扰，当年的《孔子》、《霍元甲》就曾被孔家和霍家的后人指责人物塑造不符史实，引来诸多不必要的顾虑。所以传记片向来不是中文电影的主流，以真实人物为主角的电影如《叶问》都倾向剧情片的设定，更多的是歌功颂德的《邓小平》、《童年周恩来》、《我的父亲焦裕禄》这类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影片。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在处理内容上，东西方也存在差异，当东方电影喜欢直接用主角名字作为片名时，西方电影则鲜少指名道姓，这样可以避免被观众过度对号入座，拿电影角色和原型人物进行对比。传记片人物的真实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传达给观众的一种感受，心理刻画才是传记片的核心，让人物显得更加立体可信。如果只着重在叙事，从出生到死亡一路平铺直叙，剧情将变得没有看头可言，人物就会显得扁平，所以在传记片里，无论伟人还是恶棍，都需要展示人性化的一面，不能一味地输出正能量。编导应该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上发挥艺术想象，从中推动情节，毕竟太多真实的细节会让剧情变得很琐碎，观众会失去观赏的兴趣。

突破框框的叙事手法

传记片的看点在于主人翁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讲述这个人。近年比较出色的例子就有《The Social Network》，虽然以面子书创办人Mark Zuckerberg的故事为主，却不是交代他如何创业发迹，反而把重心放在刻画他在成功后的众叛亲离和内心孤独，那些飞快的说话速度虽然夸张，但却符合人物的性格，让人印象深刻。《The King’s Speech》则以堂堂一国之首的口吃弱点切入，讲述英王乔治六世在二战期间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经过，电影巧妙地通过语言治疗师的训练，把这段历史时刻生动地呈现出来。论突破传记片框框，那部描写著名歌手Bob Dylan的《I’m Not There》绝对当之无愧，该片竟然找来六名演员分别扮演不同版本的Bob Dylan，从中表现他不同的人格面相，其中一角还是由女星Cate Blanchett反串。

中西叙事角度有异

最近有两部中西传记片不约而同上映，一部是指名道姓的《梅艳芳》，把一代香港百变歌后的一生浓缩在电影里，还加入不少录影片段来增加实感。另一部是以戴安娜王妃为主的《Spencer》，从片名就可以看出导演的用心，那是她嫁入王室前的姓氏，显示她抛下婚姻后对自己身份的认同。电影剧情聚焦在她与王室成员度假的短短三天内所感受到的窒息，让她下定决心与查尔斯王子离婚。这就是东西方电影叙事角度的差异，一个刻画角色一生经历，另一个聚焦单一事件来反映角色内心。追求真实感的观众会介意前者让一些现实人物缺席，后者拥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去表达角色的内心挣扎，让观众认同角色的选择。

《阮玲玉》的虚实交替

人物传记片最难拿捏的正是虚构与真实的界限，要透露多少真相，或增加多少戏剧化情节，都足以影响一部传记片的成败。我个人最欣赏1992年由关锦鹏执导的《阮玲玉》，电影以半纪录片形式拍摄，把阮玲玉的原片和张曼玉扮演的画面交织，穿越30和90年代的时空，通过老影人和剧组的访问，试图拼凑一个银幕以外真实的阮玲玉。电影让我们看到虚构与真实之间需要如何拿捏，张曼玉扮演的阮玲玉在其中一幕导演喊卡之后的镜头里依然哭个不停，就不禁让观众想到哭的是演员本身还是角色，因为两人都有类似的遭遇，观众不知道是在看阮玲玉还是张曼玉的故事。这种虚实交替的手法扩大了剧情的层面，同时探讨两代女星面对社会批判的心境，是传记片罕见的高招。